《孙子兵法》中的朴素唯物论
《孙子兵法》饱含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朴素的唯物论，二是朴素的辩证法。
《孙子兵法》中有两句哲学至理名言。一句是“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讲的是唯物论。一句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讲的是辩证法。
哲学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究竟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意识是第一性的？是存在决定思想，还是思想决定存在？人的主观能不能能动地认识客观，能不能积极地改造客观？
由于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便有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
唯物论又分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机械唯物论只强调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唯物论既承认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又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
唯心论又分客观唯心论与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强调天道鬼神主宰世界。 主观唯心论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
《孙子兵法》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朴素唯物论的世界观。
(一)不信天道鬼神——反对客观唯心论
奴隶主阶级的宗教天命论长期统治着古代人们的思想。商朝以卜为主，而周朝则以筮为主。商周是占卜发展的鼎盛时期。春秋末期，随着奴隶主政治统治的动摇，哲学思想上的天命同反天命、有神论同无神论的对立和斗争十分激烈。伴随着百家争鸣生动局面的出现，人们终于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天道”、“鬼神”发起了挑战。老子着力于以自然之道代替神学中的天道，而孔子则“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都对天道鬼神给予了质疑和否定。在这场反天道鬼神的斗争中，孙武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孙武对于“天”作唯物的解释：“天者，阴阳、 寒暑、时制也” ，这同宗教神学把“天”看作人格化的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战争中，他竭力反对用迷信的方法去预测胜负，主张“禁祥去疑”(《九地》)，“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表现出鲜明的无神论思想。
孙武在否定天道鬼神的同时，创造性地实现了军事领域由占卜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五种因素，并对此作了如下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五种因素，无论政治(道)、自然(天、地)、人与经济(将、法)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孙武强调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除此之外，都是不可信的。
孙武认为自然界的天是物质的，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自然界的天时、地利，可以使之服务于军事斗争。他在《火攻》中对于天时的利用有许多古朴而珍贵的论述。 如“ 昼风久，夜风止” ，白天刮了一天风，夜晚风势就会减弱直至停止，因而这一夜就不宜发起火攻。他还发现“月在箕、壁、翼、轸”四个星宿位置时，必然有大风，可以采取火攻。
(二)主张科学决策——摒弃主观唯心论
孙子的朴素唯物论，还表现在他在战争决策问题上主张力避主观、力求客观。如《火攻篇》中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国君不可以因一时愤怒就轻率地发动战争，将帅也不可以因一时的恼怒而冒然致战。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就停止。从国家利害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感情出发，是正确决策的第一步。
几百年以后，曹操也说过几乎同样的话：“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三国时期有许多事例印证了这一思想。如蜀汉昭烈帝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怒发倾国之兵以伐东吴。此一兴师，并非出于国家的考虑，也非为人民利益着想，而是以兄弟私义高于一切，感情用事，因此招致惨败，被东吴都督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终至白帝城托孤。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司马懿：当司马懿与诸葛亮在祁山对垒之际，任凭蜀将如何挑战骂战，司马懿总是坚守不出。当诸葛亮遗“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女人衣裳)给司马懿时，懿仍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 竟也豁达地收下。 圣人云“ 小不忍则乱大谋”，信哉！
(三)战争决策首先立足于“综合国力”
《孙子兵法》开卷第一篇就着重论述以“ 五事七计” 预知胜负。 “ 五事七计” 就是指综合国力。
孙子曰：“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计篇》)
“道”，即民心，即政治信誉。一个国家政治是否清明，民众与君主是否同心同德，可与君主同生死而无违疑之心，是进行战争的首要条件。孙子之后，孙膑曰：“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儒家孟子在讲“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的关系时，将“人和”放到首位。可见，他们的观点与孙武是一致的。打仗总是要由“人”去打，人民如果不愿意效力，这场仗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取胜的。
例如春秋时期，晋平公打算兵伐齐国，他首先派大夫范昭去观察齐国的政治动向。范昭回到晋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齐国不可攻伐。当我想羞辱其国君时，被晏子看穿了；想冒犯其礼法时，又被其太师识破了。”孔子听到这件事后，感叹说：“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齐国政治清明，就已经“ 战胜于朝廷” 了。
“天”，是指昼夜、寒暑与四时节令的变化。“地”，是指道路之远近、地势之险厄平易、开阔狭窄与高低向背等地理条件。这都是制约战争胜负的自然物质条件。 《 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吾民也”，就是考虑了“ 天”、 “ 地” 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制约。
例如，三国时代的赤壁之战。周瑜向孙权分析了曹军所犯的“四忌”：一是北土未平，后患犹存，而曹却久于南征；二是北军不习水战，曹操却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三是时值盛寒，马无藁草；四是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这是曹操不顾自然物质条件必然招致失败，而孙、刘则可以致胜的重要原因。
“将”，要求将帅要具备智谋、诚信、仁爱、勇敢和严明五项卓越品格。惟智能谋，惟信能守，惟仁能爱，惟勇能战，惟严能临。此五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例如，春秋时期田穰苴治军。田穰苴为齐景公时大臣，因官拜大司马，又称司马穰苴。他很有韬略，文能服众，武能威敌，且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他斩了齐君宠臣庄贾，而使三军震动，威信大增。同时，他十分关爱士卒，与士兵同甘苦，受到士兵爱戴。当晋燕之兵侵入齐境时，田穰苴领兵拒敌。部下个个奋勇杀敌，连病弱士兵也纷纷请战，军威大振。晋燕之兵只好闻风而逃。
“法”，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职分管理与军需物资的掌管使用。法严则治，治则强；法疏则乱，乱则衰。 法令行，士卒用命，军队战斗力会有显著提升。
例如，鲁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国军队将要袭击郑国。当秦师路过周都洛邑的北门时，兵车上的士兵都摘掉头盔跳下车(表示向天子致敬)，而后又跳跃着登上战车。
这一情景正好被年幼的周大夫王孙满看到，他就对周襄王说：“秦师定然要失败。”周王问：“这是为什么？”
王孙满回答说：“秦师轻佻又无礼，轻佻必无深谋远虑，无礼必是军纪不严。此军入险地，怎能无败呢？倘若秦师无败，那就是圣人的道理不起作用了！(原文：‘秦师无谪，是道废也’)”
后者，果然印证了王孙满之论。
从上述五项基本要素分析比较：哪一方的君主开明？哪一方的将帅贤能？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公正严明？据此，就可预知谁胜谁负。
为进一步阐述综合国力是决策战争的重要依据，孙子还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
战争是一件极其消耗人力、物力、财力的事件。如果动用战车千辆，辎重千乘，士卒十万，千里馈粮，每天光是正常开支就要耗费千金。 后来曹操对此注曰：“ 购赏犹在外之也。”悬赏的钱还要另外追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财力物力，十万之众的大军才可能开动起来。消耗如此之巨，国家一般承受不起。如果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势必导致兵锋困顿，锐气挫伤，国家草野之物耗尽，军队战斗力完竭。
立足于此，孙子提出“兵贵胜，不贵久”的战略原则。即，用兵贵在战机出现时，迅速采取行动夺取胜利，而不要旷日持久。所以，孙子说：“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另外，在具体分析国家之土地、人口、兵员等的关系时，《 形篇》 又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孙子认为：由于敌我双方拥有土地面积的不同，就产生衡量全国物产和人口的“量”不同；由这种“量”的不同，就产生能够动员和供应多少军队的“ 数” 不同；而这种“ 数” 的不同，又产生对双方军力强弱对比的“称”不同，也就构成双方胜败的物质基础，进而就可以初步判定胜券谁属的问题了。胜利的军队较之失败的军队，就好比以“镒”称“铢”那样处于绝对优势(铢、镒是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二十四两为一镒)，而失败的军队较之胜利的军队，则像以“铢”称“镒”那样处于绝对劣势。
(四)透过现象看本质
唯物论认为，凭感官直觉所得到的认识，不过是一些片面的、表面的现象，它不能反映事物的全貌和本质。“要完全地反映整个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
战争现象较之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更带所谓‘盖然性’。因此，对于战争现象而言，尤其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透过现象看本质，使认识不断深化。
孙子在《行军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可称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经典：“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 这里所说的“ 树动”、“草障”、“ 鸟起”、“ 兽骇” 是现象，而“ 来” 、 “ 疑” 、 “ 伏” 、 “ 覆”才是本质。
用假象调动敌人，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反用。孙子在《势篇》中还有一段描述：“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向敌示以军形，敌人就会听从我之调动；投放小利，敌人必然会来夺取。用利益诱动敌人，再用劲兵去对付它。
示以军形，可以是军治而示之以乱。如韩信佯弃旌旗战鼓而示乱，以斩龙且。韩信率汉兵入齐，齐王田广东逃高密。项羽遂遣骁将龙且领兵火速援齐。于是，楚汉两军夹潍水对阵。韩信令人于夜中囊沙壅水上流，而后与楚军战，佯弃旌旗战鼓败走。龙且挥兵渡水，韩信使人决壅囊，潍水大至，龙且军溺死无数。汉兵回戈急击，遂斩龙且。
示以军形，可以是军勇而示之以怯。如孙膑令军减灶而示怯，以破庞涓。 齐威王十六年，庞涓指挥魏赵两国联军攻伐韩国。韩国求教于齐。齐以孙膑领兵，仍以“攻其必救”战术首先直捣魏都大梁，迫使庞涓回师自救。而后利用“ 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 这一特点，采取逐日减少做饭用的土灶的办法，隐匿作战意图，调动敌人。最终导致魏军判断错误，尽弃辎重，星夜追击齐军。魏将庞涓兵败自刎。
示以军形，可以是军强而示之以弱。如匈奴藏匿精壮而示弱，以围困汉高祖刘邦。西汉初年，匈奴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逼近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汉高祖刘邦亲自领兵迎击匈奴。匈奴单于冒顿为诱使汉军北上，把精锐部队全部隐匿起来，只留一些老弱残兵于外。汉军32万人一路北上，到达平城，即被冒顿的40万精兵围困，激战七昼夜方解。
(五)实践出真知
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唯物论的认识论。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更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认识不断深化、从而达到“真知”的过程。
孙子曰：“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
孙子认为：通过战争实践，即试探性地进攻，可以获取敌人的真实情况。策，原是古代运算时用的一种筹码，转意为筹谋，出谋划策。筹划谋算，研究敌(我)计谋的得失；挑动敌人，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侦查敌情，察知敌人的虚实备虞状况；与敌作试探性的接触，较量，以发现敌(我)的有余和不足之处。
由此可见，孙子不仅重视对于所获取材料的分析判断，而更加重视实地地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曾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4页)毛泽东在这里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2000多年前的孙子的观点是一致的。
(六)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孙武认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认清形势、科学决策、正确指挥，运用战争规律指导作战，是能够取得战争主动权的。他所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就是讲要想办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他还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篇》)，也是讲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在作战中取得主动，避免被动。
孙武把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这就可以避免机械唯物论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