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伟岸的大树，长在丛林中。它的顶端极力向上，以寻求最多的阳光雨露；它粗大的的枝干尽可能地占领着空间，以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它的根系极尽繁茂，以汲取大地最多的精华。然而，在大树旁边，几棵瘦弱的小树却在生存的边缘挣扎，它们枝干细脆，叶片已接近枯黄。
小树愤怒地盯着大树：“你已经足够强大，为什么还要限制我的生长？”大树漠然地看了它一眼，冷淡地说：“对于我来说，你的生长永远是个威胁。”
这则寓言故事简直就是20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安提西尼最早提出的“丛林法则”的现代版，只不过它彰显的弱肉强食的本质更赤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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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从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从总体上并没有完全达到时代与当代中国实践所要求的水平。当前，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焕发出生机，就必须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哲学领域上来说，应从偏重“书本公式”走向相对注重“生活公式”，即要注重感性的实践生活。所谓“书本公式”的哲学，指的是只注重研究书本和文本中的哲学问题，而对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发展中的问题无动于衷；是以书本理论裁决现实生活，而不是着眼于新的实践发展；是用在书本中找到的理论联系代替现实本身的内在联系。研究书本和文本中的哲学问题是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基本活动，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运用一切有用的哲学资源与哲学思维方式，来研究我们所面临的感性的实践生活与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研究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的本质联系和规律，以带动和促进我们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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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报道：从09年开始，单一的“统一选拔考试”将退出高考历史舞台。浙江省今天公布了该省新课改高考方案，除了高考成绩，会考成绩、综合素质等评价也都将成为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
无论我们对“一考定终身”有多少批评，不管有多高的呼声要求取消“统一考试”，还学生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力。笔者始终认为，在一个大的教育环境没有得到彻底改善以前，“高考”这种单一的考试模式依旧是各方利益平衡下的最佳考试模式，因为它能最大限度的保证一个实在不算公平的“公平”：至少，无论贫富、能力高低，所有的学生好歹能在一张卷子中分出个你高我低。考砸了的人心服口服，考上的人也不会承受流言蜚语之苦。虽说弊病也是显然的，但在最大限度的公平这一点上，高考能给予考生的益处远比它的弊端多，分数不能代表一切，但分数能最大限度的代表你的平均水平，至于其他的才能，完全可以在其他途径得到发挥施展，而不是仅仅通过那一条独木桥来展示出来。
素质在中国，可以被简化为学钢琴、学绘画、学篮球、足球、外语等等五花八门的活动，这些实则充其量不过是几门“第二课堂”，有谁保证学好某某课程后就能成为一个有涵养、素质高的人才？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尴尬的是，真正能培养一个人素养的哲学、文学、历史却没有得到学生、家长的认同，就连学校的课程设置都没有给这些科目以太多的支持，如果说唱唱歌、跳跳舞就是一个人素质的展现，那古往今来所有的思想巨人就不该是那些哲学家、文学家，而是该让位于舞蹈家、音乐家、画家等等。寒门学生身上的艰苦朴素、吃苦耐劳、认真钻研的品质按这个标准就不该是所谓的高素质，但这些优秀的品质加上优异的学业都不能打动一名注重综合素质的考官，那高考带来的仅有的公平是否是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难道我们的教育真的已经步入“贫富两极化”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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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友义：对外传播不是单向宣传，而是“沟通”和“对话”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总编辑、中国网总裁黄友义是2008年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也是对外传播杂志社的编委会主任，笔者在采访诸多的委员中，也得到了他的帮助。在“两会”上，他一方面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建言献策，一方面又亲临中国网“两会”直播现场，指导新闻报道工作，同时对中国外文局所属媒体的记者不时给予现场指导。“两会”期间，经常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当笔者把选题告诉他，要求采访他时，他笑着说：“把机会留给其他的委员，咱们自己人随时都可以采访。”直到政协小组讨论的最后一天，笔者才采访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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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震宁：“中国的故事”，当前就是解疑释惑
“改革的目的是促发展，是要发展先进文化，是要解放生产力，同时也应有相应的支持发展的政策，就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出版业的支持力度方面，建议优惠政策不要变，出版基金要建立，版权输出要激励。”全国政协委员聂震宁会下经常遇到记者们的追堵。因为在中国出版界，“聂震宁”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作为中国出版集团的总裁，他的一言一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由于笔者事先给他递送了采访提纲和杂志，才得到了单独采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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