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大量批注，言如珠玉。毛泽东读书有爱写批注的习惯。有的批注已经失散，目前出版的有三大批注集。一是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收录在1990年出版的《毛泽东文稿》中，约2万字。二是在延安时期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等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全部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约2.7万字。这本“哲学批注集”是我负责主编的，我接触到原件，看见毛泽东的批注文字密密麻麻，有的书页上下两端、边白中缝都是，有的书页圈点密集，杠道不断，圈内有圈，杠外划杠。这反映了他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三是新中国成立后他读文学、历史古籍的批注，大多收录在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约3000字。他的批注，有的是对内容的提要，有的是对人物或思想的评论，有的是联想相关事情的发挥，有的是思想的喷发。批注有短有长，不拘一格，短的只有一个字，长的多达2000字。有的批注内容极为丰富，似串串思想“珍珠”，可谓“大珠小珠落玉盘”。

　　其二，领悟真谛，掌握方法。毛泽东读书虽很刻苦，但不死板。他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人，领悟能力极高，没有丝毫的学理主义、书呆子习气。毛泽东善于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一优点，为他后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观点、方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的这个“领悟真谛，掌握方法”的读书要领，在延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挥，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比较完整的强调学马列主义主要是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方法论”；在指导思想上也逐渐形成了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其三，广收博览，发展创新。这是毛泽东读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他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毛泽东所以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还要指出的是，仅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他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来说，只是一个基础条件，而不是完全充分的条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的许多思想理论既源于他读过的书本，又高于他读过的书本。他不仅能广泛汲纳书本知识，而且能融会贯通实践经验，因而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发展创新。这在他读哲学书籍的批注以及以这些批注为基础而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展现得非常清楚。

　　比如，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讲矛盾问题，只使用了“矛盾的特殊性”概念，没有提出“矛盾的普遍性”概念；在讲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时只论述了它们的决定作用，没有讲矛盾地位的转化问题。毛泽东在该书上写了1200字的长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对此作了阐发，提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转化的重要思想。他写道：矛盾之中，“究竟哪一方是主导的呢？主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化为主导方面了”，“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矛盾的主导方面，“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根据批注的这些思想可以看出，《矛盾论》先是抽象出了“矛盾的普遍性”概念，作出了关于矛盾普遍性两重含义的概括，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对矛盾特殊性的诸多情况作了精辟分析；并且明确提出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转化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矛盾特殊性的内涵。这些论述，既将苏联哲学教科书向前大大地推进，在理论上发展了辩证法原理，又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

　　其四，考察社会，读无字书。毛泽东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即向社会学习，作实际考察。他说过:“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读无字书，考察社会，这是他一生都非常重视的学习方法。早年求学时，他就表示:“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邀同学利用暑假，步行千里，“游学”农村，对长沙及洞庭湖周边多县作过社会考察。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读“无字天书”，广泛地接触社会实际，产生了要对自己国家的状况作研究的浓厚兴趣，致使他送走一批又一批新民学会的学友旅欧勤工俭学，而他本人却坚持先留在国内，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个决策，对他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非常注重研究中国现实社会状况，使他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能够很好地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的成功。

　　（作者：石仲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

　　14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时刻。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罗巴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在这里提一句：发生在20世纪，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为其人口的5%。

　　欧洲大瘟疫

　　这场大瘟疫起源于中亚，1347年由十字军带回欧洲，首先从意大利蔓延到西欧，而后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再到俄罗斯……

　　在英、德、法等语言中，当时均用由拉丁文“pestis”演变而来的“pest”一词来称呼这种鼠疫大瘟疫。由于黑死病是一种极为凶险的传染病，传播非常迅猛，于是在讲罗曼语和日耳曼语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地方在房屋的墙上触目惊心地写上了一个大大的“P”字——警告、提醒路人，此屋住有黑死病人，要小心迅速躲开。就像黑死病会传染那样，在墙上写“P”字的做法仿佛也会传染似的：一座又一座的房屋墙上，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的屋墙上，忽如一夜梨花开，均出现了一个个黑黢黢、瘆人的大大的“P”！

　　让我们看看黑死病征服欧洲的主要征程：1347年9月抵达欧洲的第一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港口城市墨西拿，11月经水路一下子蹦到北部的热那亚和法国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1348年1月攻破威尼斯和比萨，1348年3月一鼓作气占领了居于意大利中心位置的工商、文化重镇佛罗伦萨。于是，黑死病在这些城市厉兵秣马、集中兵力，通过陆路、水路，辐射到欧洲的四面八方：从意大利北部经布伦纳山口到蒂罗尔、克恩腾、施泰尔马克到维也纳；在法国，以马赛为起点，横扫了从普罗旺斯到诺曼底的整个国家，巴黎在1348年8月“陷落”；1348年夏，黑死病找到了进攻英国的突破口——多塞特郡的港口，8月攻克伦敦，翌年征服整个不列颠；1349年初，黑死病从法国的东北部越过莱茵河，5月到巴塞尔、8月法兰克福、11月科隆，1350年抵达汉堡、不来梅、但泽……黑死病的远征又转向北欧、转向东欧，1352—1353年，最终来到了俄罗斯，结束了它这次触目惊心、血腥的征程。

　　引起鼠疫的鼠疫杆菌直到1894年方被发现，而感染鼠疫的啮齿动物(如鼠类)由蚤叮咬传染给人，这个经由鼠类、蚤类传染的途径也迟至1898年方大白于天下。故14世纪的欧洲人对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肯定是毫无招架之力的。威尼斯人曾最先想出了当时最为聪明的一项隔离措施：不准有疫情船只的船员登陆，船员须在船上隔离40天。措施不可谓不严，然而，当时谁会想到老鼠是罪魁祸首呢？水手不准上岸，船上的老鼠却通行无阻地爬上了威尼斯的土地！

　　与今天的飞机在24小时之内，可以抵达地球上的任何一点这样的速度比起来，中世纪无疑是老牛破车的速度：水路——仰仗风力和划桨水手的肌肉，陆路——最快也快不过驿站的马车，故而从意大利到俄罗斯(加上中间所绕的路)，黑死病这次欧洲之行，竟然走了五六年的时间。

　　可怕的后果

　　以国家而论，在这次大瘟疫中，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而少数国家如波兰、比利时，整体上讲侥幸地成了漏网之鱼。在城市中，受灾最为惨重的城市是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80%的人得黑死病死掉。在亲历者薄伽丘所写的《十日谈》中，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就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在惨状前，薄伽邱惊呼：“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与佛罗伦萨相比，在它北面的另一大城市米兰却分外幸运：在黑死病黑云压城般的包抄中,竟然奇迹般地安然无恙。当然，像米兰、布拉格这样幸运的城市只构成少数的例外。大部分城市都无法幸免于难。

　　欧洲大伤元气，因大瘟疫而引起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变动。大瘟疫引起了大饥荒，盗贼四起；天主教的威信受到极度沉重的打击；当时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迫害犹太人的浪潮，理由是犹太人到处流动传播瘟病并四处投毒。在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作为瘟疫的传播者而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城内杀掉了1.6万犹太人。

　　深深的印痕

　　黑死病大瘟疫给欧洲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和记忆。这在欧洲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民俗以至语言上均有所反映。薄伽丘在瘟疫爆发的当时就在佛罗伦萨开始写他的传世之作《十日谈》。以《鲁宾逊飘流记》出名的英国作家笛福，在1722年写了《瘟疫年纪事》，真实地记录了1665年伦敦鼠疫流行的惨状。而法国现代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1947)，以“鼠疫”为题，向读者呈现了他从存在主义角度所作的思考。人们记住了“墙上写个大大的‘P’”的那个恐怖的时代。

小树愤怒地盯着大树：“你已经足够强大，为什么还要限制我的生长？”大树漠然地看了它一眼，冷淡地说：“对于我来说，你的生长永远是个威胁。”

这则寓言故事简直就是20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安提西尼最早提出的“丛林法则”的现代版，只不过它彰显的弱肉强食的本质更赤裸。

环望寰宇，今日之世界，“丛林法则”依然通行无阻。

2009年5月，进入了联合国大陆架划界的最后大限。截至5月13日，已有50多个国家向委员会提出要求将专属经济区200海里（约370公里）以外的大陆架划界为本国所有。其实，围绕海土的争端磨刀霍霍之声早就不绝于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争斗，一直都很“丛林”。

让我们且把目光从广袤深邃的海洋，投向高远宁静的天空。当今人纪念100年前莱特兄弟驾驶着飞行器实现人类第一次飞天梦想，开创了航空百年的辉煌时，可曾想到：人类文明也就此由全部沿着平面单向拓展的历史，转为沿着平面和高度双向拓展。于是，陆地的厮杀，开始向着曾经无际无涯的海洋和天空扩展，开疆扩土是实力政治集团从未放弃的生存法则。

早在2001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曾用自己过去经商时得到的经验总结说：“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其实，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似乎都可以用美国在全球大打出手的事件来串联。“武力以及使人相信可能使用武力，对于保卫美国重大利益至关重要”。这似乎已成为美国政界默许的潜规则，就像基辛格的话里延展着无穷的潜台词一样——“战争的逻辑是威力，威力是没有固定的极限的；和平的逻辑是均衡，均衡就意味着极限。”

一段时间以来，各种质疑之声始终不散，矛头所指即是——2009年4月5日，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发表的“无核世界”的演讲。“无核世界”的宣言本该令人喜出望外才是，可为何疑云难散呢？因为人们不确定，这个听上去有些虚幻的“无核世界”，究竟是放的鸽子还是乌鸦？一个多月后,在朝鲜地下核试爆的震动中,人们或许得到了答案。

不可否认，这个世界无论你喜不喜欢它，首先你必须适应它，然后才有可能改造它。就像金一南教授在《丛林法则与我们的世界》中阐释的一样——尊严来自实力，安全来自实力，和平也来自实力。

如果说，战争的成功是胜利，和平的成功是稳定。那么，胜利的条件一定是承担义务，而和平的条件却是自我克制。因自强而走向世界、因自信而融入世界的中国，正在做着这样的承担和选择。

去年，她当选为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中国知识史教席教授。法兰西学院是法国人文科学综合教学与科研的最高学府，当选为学院的中国知识史教席教授，也就意味着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

程艾蓝女士在法国汉学界以治学严谨著称。她在学术上为人称道的一个特点是不受任何成见的支配，多年来她所做的一件工作就是反驳和澄清有关中国知识传统的种种学术偏见，这使得她的中国思想史撰述具有牢固的基础。

谈到思想史这么一个问题时，程艾蓝指出，中国思想史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课题，既不能从时间上简单地认同所谓“中国五千年文明”这样一个笼统的意识形态说法，但也不能忽视中国思想至少延续了三千年的历史事实，且不说公元一千年后汉字和中国文化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影响。

但在这样一个学术领域内，程艾蓝认为西方汉学在很多方面至今尚未能够走出西方“启蒙”时代思想遗产的早期见解，尤其是历史上耶稣会传教士传达给西方人的有关中国的见解。她认为，这方面的早期见解很大程度上框住了西方汉学的视野。

程艾蓝指出，由传教士带来的有关中国的描述，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形成了两个占主导地位的神话，一个就是伏尔泰所说的“哲学中国”，另一个是孟德斯鸠提到的 “东方专制主义”。这样我们看到的中国，一方面是理性、大同理想、普世观念以及美学，这就是所谓“哲学中国”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野蛮、残酷的东方专制主义。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中国文化屈服于权威，单纯从殖民主义的历史视野去解释中国近代受欺压的苦难史，或者说中国人软弱得像绵羊一样连自身反思的能力都没有。还一种见解，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根本就没有能够与希腊拉丁传统相比的公民文化传统。类似的看法甚至折射到当代中国。

程艾蓝认为，上述种种有关中国的见解是不真实的，至今我们还生活在这样一些成见之中。她认为，只要与中国的现实有一点接触，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即便在当代中国，尽管当局试图控制公民言论，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论坛和博客，知识生活仍然十分的活跃。

谈到“中国哲学”这样一个问题时，程艾蓝认为这个课题正在被超越，也应该被超越。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些中国学者如牟宗三，将康德的伦理学和儒家伦理结合起来，试图建构一种新儒学；又如华裔美国学者成中英从中国的易经去重新思考西方的形而上学，这些都是论证中国哲学的作用和地位的尝试。

在法国也有类似的倾向，比如法国著名汉学家于连（Fran?ois Jullien）近期的著作。于连认为，说中国没有哲学，或者说没有系统的哲学，並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思想。于连主张从中国思想去提取西方思想“未思及的”东西。于连的这个主张，在当下的法国汉学界占有主导地位。

程艾蓝认为，公元前两百年就已被立为“圣人”的孔子，其学说虽然成为中国传统的经典，但孔子并不涵盖中国思想的所有方面；中国思想还有道家，佛教，等等。早在唐朝的时候，中国也接受过拜火教、摩尼教等外来的思想。所以说，那种以为西方人骑着白马来到中国之前，中国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国度的说法，是荒谬的。

后来，孔子的形象被打造成某种帝国身份，也只是牵涉到中央权力而已，但因此得以从中心向边缘辐射，从社会高层向社会底层辐射。程艾蓝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也是因为某种人类文明观念促成的。孔子思想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对他来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着的东西。文化传承，被设想为人的关系处在永恒的变易之中，同时也处在这种关系的自身永远不断的再协商之中。

程艾蓝认为，指责孔子是个保守、反动腐朽人物，其实是没有真正理解孔子传达的信息。是否有一个“哲学中国”？程艾蓝则认为，这样的古老问题应该被超越。她指出，当代中国学人本身在重新回归传统的努力中已经对这些问题重新提出质疑。所以，现在最好是舍弃这类有关中国哲学问题的预先假设，另起炉灶。

程艾蓝认为，汉学发展到今天，用希腊去对比中国，或者用中国去对比希腊，这类做法往往导致问题的简化。比如把希腊哲学简化到柏拉图与亚理士多德；而实际上可参照的范围要广阔得多，如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程艾蓝主张最好回到历史研究方面去，这样既可以避免无根据的空谈，也可以避免与现实相脱离。

割断历史，或者与传统相脱离，往往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她举例说，有些意识形态专家根据中国文化差异论，就硬说中国人的传统中没有民主文化，由此製造出一种特殊的“国情论”，似乎中国需要的是另一种中国特色的普世学说，用不着去关心人权。程艾蓝认为，形成这样一种理论是很危险的。

程艾蓝还指出，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自己知识遗产的摧毁也是可怕的。以至于今天，后文革时代的一代人已经不了解自己的传统，因此就更容易被操控。这种因丧失传统而被权力操控的情况，在毛泽东时代，尤其在文革时代，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即便在今天回归传统的迹象下，中国城市中的年轻一代也只是在西方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与传统文化以及他们父母的经历已经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对这一代人来说，任何操控都是可能的。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解构历史表现的积淀，重构某种接近历史真实的东西，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研究中国知识史，恰恰有助于重新把握思想史的再思考以及内部的争论。(作者 马丁)（来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原题：法国汉学家程艾蓝谈中国思想史）

对他人而言，我是错的，因为未来可能抢到他人，对他人是有损的，所以对他人而言我是错的。

对自己而言，我得到钱了，有利，对我是对的吗？是错的。虽然我得到钱了，但是因为我有损他人，他人会对我进行打击，警察要抓，法律要制裁。对我而言，虽然得到钱了，却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相对而言是有损的，所以是错的。

错而为者，或不知其害，或迷与短利，或错估厉害。

美国人爱抽雪茄，要了三箱雪茄。法国人最浪漫，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而犹太人说，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

三年过后，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大喊道：“给我火，给我火！”原来他忘要火了。

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只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子，美丽女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肚子里还怀着第三个。

最后出来的是犹太人，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这三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增长了200％，为了表示感谢，我送你一辆劳施莱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今天的生活是由三年前我们的选择决定的，而今天我们的抉择将决定我们三年后的生活。我们要选择接触最新的信息，了解最新的趋势，从而更好地创造自己的将来。

　　手岛佑郎讲的题目是《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先后在以色列和美国专研犹太商法已达30余年的手岛佑郎不愧是个博士。他在简要讲述犹太史和犹太圣典《塔木德》、讲述它们与《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的关系之前，先说起了两个极短的故事。

　　1）在每一个犹太人家里，当小孩稍稍懂事时，母亲就会翻开圣典，点一滴蜂蜜在上面，然后叫小孩子去吻经书上那滴蜂蜜。
　 2）犹太人的孩子几乎都要回答母亲同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突然起火，你会带什么东西逃跑？”如果孩子回答是钱或钻石，那么母亲会进一步问：“有一种无形、无色也无气味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要是孩子答不出来，母亲就会说：“孩子，你应带走的不是别的，而是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智慧。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随着你。”

　 手岛佑郎一一例举了犹太商法的32种智慧。这时，一个迟到的听众递上一张纸条，问什么是犹太商法。

　 手岛佑郎大声说：我在解释之前，先向你提三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

如果有两个犹太人掉进了一个大烟囱，其中一个身上满是烟灰，而另一个却很干净，那么他们谁会去洗澡？

　　“当然是那个身上脏的人！”

　　“错！那个被弄脏的人看到身上干净的人，认为自己一定也是干净的，而干净的人看到脏人，认为自己可能和他一样脏，所以是干净的人要去洗澡。”

第二个问题

他们后来又掉进了那个大烟囱，情况和上次一样，哪一个会去澡堂？

　　“这还用说吗，是那个干净的人！”

　　“又错了！干净的人上一次洗澡时发现自己并不脏，而那个脏人则明白了干净的人为什么要去洗澡，所以这次脏人去了。”　　

第三个问题

他们再一次掉进大烟囱，去洗澡的是哪一个？

　　“这？是那个脏人。不，是那个干净的人！”
　　“你还是错了！你见过两个人一起掉进同一个烟囱，结果一个干净、一个脏的事情吗？”

　　黑压压的听众一时寂静，只有手岛佑郎的声音在回响着：“这就是犹太商法，这就是《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的灵魂！穷是一种切肤没齿的感受，富是一种矜持倨傲的状态。穷人赞羡富人积累财富的结果，却忽略了富人通达财路的智慧。

　　穷到富的转变是大多数人憧憬的，但没有致富的思想和手段，富有殷实只是聊以自慰的幻想。穷人不能只是慨叹命运不济。穷人只有站在富人堆里，汲取他们致富的思想，比肩他们成功的状态，才能真正实现致富的目标。”

　 手岛佑郎一口气说完，现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当手岛佑郎宣布想进一步了解详情的人可以申领他的《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讲义的时候，掌声再次响起来，以致手岛佑郎的声音被淹没了。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抱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人生境界问题。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有什么样的境界，他或他们就有什么样的哲学。那种只有个人功利境界、把一切（包括人在内）都看成为我所用的工具的人，他或他们的哲学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哲学。那种以仁爱之心待人待物的人，他或他们的哲学就是“民胞物与”的哲学。如此类推，在人类思想史上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哲学。

当今世界，知识日新月异，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变化。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将如何不断更新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些正是当今的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哲学的发展既需要科学知识，需要掌握普遍的规律性、必然性，又要超越科学知识。超越不是抛弃，而是指抱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以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来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知识和普遍性、必然性。学习哲学、研究哲学的人应当广泛涉猎各种科学知识：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文科学方面的，越广越好。哲学问题是渗透到各种现象领域和各门学科之内的，所以今后应该讲各种现象领域的哲学：美的哲学、伦理道德的哲学、科学的哲学、历史的哲学、经济的哲学、政治的哲学……不同门类的哲学中都有针对该门类特殊知识和规律性、必然性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问题，所以，各门类的哲学既要包括该门类的知识体系，又要超越该门类的知识体系。例如经济的哲学、政治的哲学就应当既包括经济学又超越经济学，既包括政治学又超越政治学。只有这样的哲学才既非脱离科学知识的空洞、玄虚之学，又非等同于科学之学。

人生境界各异，不能强求一致，但出现一种能为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民族的人群所普遍认同的哲学，则是必然的。我们平常说某个民族的哲学、某个时代的哲学、某种阶层阶级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为大家所普遍认同的哲学。那么，当今的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呢？什么样的哲学能引起当今中国人的共鸣呢？

西方自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主体—客体”关系式的“主体哲学”的精神。当今的中国亟待发展科学、发扬人的主体性，西方哲学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近代的“主体—客体”关系式对西方人的负面影响（如超感性概念的抽象性、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污染、物统治人以及极端的个人自我中心主义等所造成的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破坏）在当今的中国已有表现。针对这种情况，我主张把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与西方近代的“主体—客体”关系式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把“主体—客体”关系式吸取和充实到“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中来，一方面避免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中那种不分你我、不分主体与客体之弊，另一方面避免西方近代把“主体—客体”关系式奉为哲学最高原则所造成的流弊。这种哲学，可以借用中国的哲学术语简称为“万物一体的哲学”，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万物一体”，而是一种超越了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的境界之学。这样的哲学乃是一种能以高远的精神追求指导人们发挥主体性、奋发前进、执著追求的哲学。我相信这样的哲学符合中国当今的需要，能引起当今中国人的共鸣。

选自：《归途：我的哲学生涯》

　　从2007年到2008年，全球经济的戏剧性，宛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最盛大的谋杀案——《无人生还》，在厄运暂时还没降临到自己头上之时，幸存者正在忙于互相指责。

　　政府在指责华尔街。作为相当老牌的麻烦制造者，深陷泥潭的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固然是无话可说，连商业银行也自身难保。然而，在太平盛世里，是谁放任与安享流动性的泛滥？又是谁在高唱反管制的自由主义高调？美国政府是真的没办法制约危如累卵的过度投机，还是在长期双赤字的压力下对繁荣的金融市场睁一眼闭一眼，维系那个消费主义的伟大美国梦，以及做梦的民众手里的选票？

　　美国纳税人在指责政府。为了给退潮后浮出水面的裸泳者提供浴巾，它无耻地夺走了穷人的衬衫。7000亿美元拯救金融市场，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GDP总值，意味着几百万所学校，几十万个初级医院，几万个基础科学研究项目，连NASA都不得不暂时减少宇宙演化的研究费用以保证火星探测计划的财力。讽刺的是，市场以一场暴跌迎接救市方案在议院通过。是啊，仅仅是麻烦最多的金融资产CDS(信用违约互换)市场总值就超过62万亿，救市资金不过给面临灭顶之灾的大金融机构扔下一个救生圈，可想而知，即使它们上岸，面对的也是漫长痛苦的清算。这种情形下市场又有多少理由欢呼呢？

　　经济学家们在指责格林斯潘。这位以反对“非理性繁荣”出名的前联储主席，突然发现自己恰恰被指责为非理性繁荣的始作俑者，连德高望重的安娜·舒瓦茨(弗里德曼的长期合作者，《美国货币史》作者之一)，和他的好友，著名的“泰勒法则”提出者约翰.泰勒都开始批评他当年的货币政策。退休前夕，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央行行长，两年之后却变成了世界上最郁闷的前央行行长——武侠小说是对的:人心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在金融的世界里，这句话更加意味深长，信心在这里就是金钱，是流动性和稳定性，是政策执行的最佳拍档。正如新科诺贝尔奖得主，喜欢反对一切的经济批判者克鲁格曼出人意料地为格老所做的辩护，如果没有格林斯潘长期稳定的低利率时代给人们的信心，危机也许根本就等不到现在，在网络泡沫崩溃和9·11袭击时早就凶多吉少。

　　全球各国在指责美国。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何处还有资产的避风港？冰岛政府破产，竟然是因为加利福尼亚的房屋供款人违约。事实上比冰岛表现更差的中央银行们大有人在，算算多少货币当局手握大量美国金融资产甚至两房债券？而且，就算你没被美国绑架，也会被美元绑架，一场漫长的通胀输出已经势无可免，而能源、农产品(11.77,0.00,0.00%,吧)、矿产这些发展中国家极为依赖国际市场的基本产品，将是受通胀影响最剧烈的部分。

　　我们是这个失去平衡的世界的一部分，深感无辜而愤怒，即使凭着直觉我们也能预感，这不是偶然，不是一场恐怖袭击或者瘟疫的恐慌，也不仅是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生产危机、消费危机，甚至一次经济周期的归来，我们面对的是它们的全部，是对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和全球发展模式的一次整体清算。

　　金融创新:“保险带悖论”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在他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章里讲了一个有趣的“汽车保险带”案例。20世纪50年代美国汽车数量开始激增时，研究发现新速度下发生的车祸死亡几率很高，而安全带可以有效地在事故中减少死亡率。因此国会通过法案，要求司机驾驶时必须扣紧保险带。50年过去，数据研究居然显示，虽然汽车保险带可以有效挽救司机的生命，却大大刺激了超速驾驶违章，结果是诱发了更多的事故，从绝对意义上算来，反而造成了更高的司机死亡率。

　　这就是动机的改变将怎样影响结果的改变。

　　没有任何一种金融工具是为了增加风险而被设计出来，恰恰相反，它们诞生的初衷都是为了帮助投资者降低不确定性，把风险从基础资产里剥离，或者重新设计，交给那些愿意和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人与机构。为了投资者方便得到这些工具，它们也必须有一个发达的市场。无论是MBS、CDO还是CDS，主要交易方都是金融机构，是被监管者认为有足够经验、知识和能力的交易者，但是事与愿违，专业机构投机程度上的疯狂和数量上的惊人，都是普通投资者难以望其项背的。而且由于机构间柜外交易监管的薄弱，不到炸弹爆炸的前夕，人们很难知道这些巨额头寸最后究竟埋藏在何处。每个投行或者对冲基金都有一套复杂的风险计算模型，甚至连监管机构也认为自己不可能比它们做得更好。可是无论模型多精美，都只能在历史数据中计算概率，而经济的转折点，冰面第一道裂痕，满月的第一缕阴霾，总是远远发生在这些傲慢的金融模型探测灯可怜的照明半径之外。

　　美国总统竞选人麦凯恩，正在为乱说外行话而饱受对手攻击，9月份，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声称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十分良好。很有可能，他会因为对经济无知的评论，以及过去反监管的自由保守主义立场而输掉这场选举。

　　但是麦凯恩同时也有理由感到委屈，经济的基本面良好并非空穴来风，8月份劳工部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势态不错，同期增长达到4.3%，失业率、外贸逆差等一系列数据都有改观。是否仅仅是金融的投机失败掩盖了实体经济的良好状况呢？

　　按这条思路，似乎还能找到更多的证据。过去10年间，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变化之一是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1995年至2000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约增长2.5%。2000年至2003年，每年约增长3.5%。自2003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约增长2.25%。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至 1995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只有约1.5%。

　　但是问题在于,生产率只是计算单位时间的劳动产值来衡量效率，并不涉及经济的运作模式。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为什么在生产效率如此之高的地方，资金却疯狂挤入高风险的金融投机领域？

　　实际上何止是资金，人力资本也是一样。哈佛大学新任的女校长在毕业演讲中就表达过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我们的学生70%去了华尔街？

　　因为那儿有钱。

　　新经济是以创新为本质的，并且以创新能力重新确定全球分工体系。20世纪90年代IT革命开始，美国作为龙头经济，创新的边际收益远远大于一般生产，于是按照要素禀赋，美国控制了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实现的能源利润这最丰厚的两端，而把中间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人力与环境资源廉价的发展中新兴工业国，一面扩大收割全球的优秀人才，一面以武力和政治相结合的办法控制石油产地，形成了一个美国领跑全球跟进，美国吃肉大家喝汤的模式。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次大创新带来的利润会慢慢耗尽，技术会扩散，差距会缩小。2000年之后，IT革命对于现实经济最直接和革命性的推动其实是互联网通讯，而互联网对金融业的整合与推动，是相关各产业中边际贡献率最高的。美国的生产率数字是由新经济本质决定的，如果不能维持创新的频率和强度，生产领域的资金只有流向虚拟经济部分，才可能保持之前的利润率，事实上，美国在2003年之后的实际资本深化程度远远不如预期。

　　然而，创新是不能规定时间表的，尤其是重大的，对生产力有持续影响的创新，更不能像自动售卖机那样投币即可。互联网革命之后几个重大的技术方向，纳米、生物、新能源都还没有获得有重大经济意义的突破，而强行推广创新的前车之鉴，就是2007年美国画虎不成反类犬，几乎引起世界粮食危机的替代能源法案。

　　在现实技术创新乏善可陈，经济失去动力的时候，资本会躲进虚拟经济中，对未来可能的创新突破下注赌博，这是一种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高危透支和一个逻辑上的怪圈。实体经济增长只要没有达到需要的超高预期，虚拟投机就会轰然而倒，但这又是必然的——创新难以为继，而生产上又不能与成本低廉的新兴工业国竞争的实体经济，正是资金蜂涌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投机的原因。

　　宏观调节手段的贫乏

　　宏观经济学从诞生之日开始，就有着比微观经济学更鲜明的政策工具色彩。作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资深研究学者，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可能有着更深的感触。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林林总总的宏观理论，落实到政策选择上却无非寥寥几个办法:减税和扩张开支的财政政策，调节利率和货币供给的货币政策。

　　而现实是，美国的预算平衡法案确立之后，当局再也不可能像上世纪80年代一样大手大脚制造赤字，财政政策受到巨大限制;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的发展，也让控制货币供给增加量的办法变得不现实。20世纪90年代之后，利率成为联储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调节利率缺口、通胀目标、产出变动三者关系的“泰勒公式”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格林斯潘时代的很长一段时期，利率的微调操作曾经十分成功，稳定保持了低失业率、高增长和低通胀的共存。

　　然而，格林斯潘后期，利率调节操作开始越来越多地偏离“泰勒法则”，屡屡压低基础利率向市场“屈膝投降”，这也是格老目前受到批评——包括泰勒本人的质疑——的重要原因。

　　但是事实上,偏离“泰勒法则”的趋势，并非只是干涉市场这么简单。利率作为宏观政策工具的首要条件是利率的充分市场化和灵敏的传导机制。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机构之间的借贷(counterparty borrow)利率与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利差，对风险的弹性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市场对央行指导性利率的反应会越来越谨慎，尤其在经济动荡的时候。眼下的伯南克面对的就是机构间的惜贷和信用萎缩,实际拆借利息率和基础利率的利差巨大且不稳定。利率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正在受到考验。宏观调节手段的单一—— 下调利率和注资救市，也使每次危机市场都形成和强化了政策预期，让政策执行大打折扣。

　　更深的原因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鸿沟，虽然经过半个世纪整合的努力，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都远远没有消失。每当经济基础面临风云突变，应对政策常常有深刻的无力感。近年来，各国央行纷纷开始用包括微观基础的DSGE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代替传统宏观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这种困境的自觉，但是，目前的宏观调节手段对当代经济而言，依然像一条远洋航船上陈旧的铁锚。

　　结语

　　我们总是更愿意相信，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过后，将出现一个“美丽新世界”，然而，它究竟是格林斯潘自传中的《我们的新世界》呢，还是赫胥黎笔下荒谬的乌托邦？

　　眼下还言之过早。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每次出现无处可逃的困境，人们就被迫回过头来解决问题，危机带来的智慧与爆发力，克服了太平年代积累的巨大惰性，引领社会走向未来。

　　中国，在面临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遇上这场惊涛骇浪，不幸也有幸，它堵住了一切容易走的出路:沾沾自喜的世界工厂，高能耗、高污染主导的出口业，刚刚开始的过度投机，缺乏经验的庞大外汇储备管理，甚至年轻人盲目的专业选择。如果中国认真打算成为21世纪的一流强国，这场考验同时也将是一次凤凰涅磐的机会。答案，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

　　作者：孔笑微 供职于香港浸会大学财务与决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