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的宿舍理查兹堂那一层一共住了24个学生，其中除了那个胖得“弯不下腰来系鞋带的天才”布兰福德外，还有个叫汉威的香港学生对神学非常感兴趣。
每到晚餐之后，就是布兰福德精力最充沛的时候。这时，他开始天马行空地同别人聊天，能陪他聊天聊得最久的，就是汉威。
汉威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不大会写中文，也不会讲普通话，由于语言上的隔阂，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当时跟香港出去的留学生之间并没有太多交往。汉威在理查兹堂的时候，我只偶尔地去和他进行一下交流，在我看来，很难把他看成是一个中国人。我只知道，汉威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数学方面很有成就，曾代表香港参加过奥林匹克国际数学赛，还获过奖。他的大学本科，上的是牛津大学数学系；到了念博士课程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全世界最好的数学系——哈佛大学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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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个在近代的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任何有关世界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会反躬自问：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
唯有在西方，科学才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们今日一致公认它是合法有效的。经验的知识、对宇宙及生命问题的沉思、以及高深莫测的那类哲学与神学的洞见，都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虽然一种成系统的神学之充分发展说到底仍须归到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教之名下，因为在伊斯兰教和几个印度教派中仅只有不成系统的神学）。简单他说，具有高度精确性的知识与观测在其它地方也都存在，尤其是在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但是，在埃及以及其它地方，天文学缺乏古希腊人最早获得的那种数学基础（这当然使得这些地方天文学的发达更为令人赞叹）；印度的几何学则根本没有推理的（rational）证明，而这恰是希腊才智的另一产物，也是力学和物理学之母：印度的自然科学尽管在观察方面非常发达，却缺乏实验的方法，而这种实验方法，若撇开其远古的起始不谈，那就象近代的实验室一样，基本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因此医学（尤其是在印度）尽管在经验的技术方面高度发达，却没有生物学特别是生化学的基础。一种理性的（rational）化学，除了在西方以外，在其它任何文化地域部一直付诸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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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拜会过很多哲学先知，聆听他们的教诲，吸收他们的智慧，感觉到心中亮堂，一道阳光照亮了面前的黑暗。他们都告诉过我，在哲学的道路上，有一座气势恢弘富丽堂皇的大殿，那是值得我看的地方。按照先贤的指导，怀着崇敬的心情，我也去看过大殿。不过，我发现里面全是“木乃伊”，室内温度极冷。想到尼采说的那句“看我的书要当心伤寒”，于是我不久便退了出来。从此以后，每次我漫步在哲学之路，采撷着智慧的花草时，我都只是远远地观望它的辉煌，不敢再进去呆着，担心自己真患“伤寒”。
这个大殿便是康德的哲学体系。康德出版《纯粹理性批判》之前，把手稿交给一个擅于思辩的朋友阅读，这位朋友读到一半就退给康德，说读这本书会让人疯的。我知道，只有专业的哲学家，至少是系统学过哲学的人才能真正读懂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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