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一考定终身”
中国青年报报道：从09年开始，单一的“统一选拔考试”将退出高考历史舞台。浙江省今天公布了该省新课改高考方案，除了高考成绩，会考成绩、综合素质等评价也都将成为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
无论我们对“一考定终身”有多少批评，不管有多高的呼声要求取消“统一考试”，还学生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力。笔者始终认为，在一个大的教育环境没有得到彻底改善以前，“高考”这种单一的考试模式依旧是各方利益平衡下的最佳考试模式，因为它能最大限度的保证一个实在不算公平的“公平”：至少，无论贫富、能力高低，所有的学生好歹能在一张卷子中分出个你高我低。考砸了的人心服口服，考上的人也不会承受流言蜚语之苦。虽说弊病也是显然的，但在最大限度的公平这一点上，高考能给予考生的益处远比它的弊端多，分数不能代表一切，但分数能最大限度的代表你的平均水平，至于其他的才能，完全可以在其他途径得到发挥施展，而不是仅仅通过那一条独木桥来展示出来。
素质在中国，可以被简化为学钢琴、学绘画、学篮球、足球、外语等等五花八门的活动，这些实则充其量不过是几门“第二课堂”，有谁保证学好某某课程后就能成为一个有涵养、素质高的人才？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尴尬的是，真正能培养一个人素养的哲学、文学、历史却没有得到学生、家长的认同，就连学校的课程设置都没有给这些科目以太多的支持，如果说唱唱歌、跳跳舞就是一个人素质的展现，那古往今来所有的思想巨人就不该是那些哲学家、文学家，而是该让位于舞蹈家、音乐家、画家等等。寒门学生身上的艰苦朴素、吃苦耐劳、认真钻研的品质按这个标准就不该是所谓的高素质，但这些优秀的品质加上优异的学业都不能打动一名注重综合素质的考官，那高考带来的仅有的公平是否是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难道我们的教育真的已经步入“贫富两极化”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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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的人生哲学
《叔本华人生哲学》，我一向珍爱人生哲学思想，再次读仍觉特别解渴，每字没句都像甘霖，滴进干涸的心田。
他把人的命运概括为三类：人是什么；人有些什么；如何面对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他的看法是，第一类问题远比第二、三类重要：“一种平静欢愉的气质，快快乐乐的享受非常健全的体格，理知清明，生命活泼，洞彻事理，意欲温和，心地善良，这些都不是身份与财富所能促成或代替的。因为人最重要的在于他自己是什么。当我们独处的时候，也还是自己伴随自己，上面这些美好的性质既没有人能给你，也没有人能拿走，这些性质比我们所能占有的任何其他事物重要，甚至比别人看我们如何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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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
文学是青春的梦想。这是我在阅读德里达的《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时得到的初步印象。德里达年轻时写过诗歌和小说，上大学时，学的专业是文学。当他深深地爱上哲学时，他也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关注。即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依然认为他的作品既不能严格地归于文学也不能严格地归于哲学。他终身都试图打破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渴望在它们之间建立新型关系。
实际上，哲学和文学从来就是相互开放的，它们之间始终具有边缘地带，正是这个边缘地带显示出生机蓬勃的力量。它使哲学和文学相互借鉴，也使哲学和文学不断保持相互批评、相互激励和相互竞长的力量。哲学可以从文学中借取想象的丰富色彩、生命的本真因素和对时代的深刻体悟。一种不断与文学沟通的哲学则比仅限于进行概念推演的哲学更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危机与痛苦。反过来，即便是最个性化的文学也能从哲学的洞察中吸取智慧与灵感。由于哲学常常试图把个别经验提高到普遍，它能给文学打开视野，提升境界，显示出超拔平凡的眼光和不滞于事、不碍于物的胸怀。文学常能以小见大，以小明大，哲学则能以道观物，以道证物。有人说文学是人学，哲学又何尝不是人学呢？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显示人性、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而已。但是，它们也相互补充，勾画出人及人的生活的丰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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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史》是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与评论家伯兰特·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的一部哲学名著，出版于1945年，全面考察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罗素将哲学看作某种介乎神学和宗教之间的东西，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认为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来自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影响，并据此把西方哲学发展史划分为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和近代哲学三个时期，揭示了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与宗教、社会团结和个人自由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与哲学交互作用的。在世界哲学理论宝库中，由名家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不止一部，而罗素的这部著作却颇具特色。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所论述的主题：哲学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的独立的思考，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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